去年9月，我从北海飞往青岛，参加一家散文杂志举办的颁奖笔会。没去参会前我就得知王宗仁老师也要去为获奖作家颁奖。近年来因各种原因，我经常与王宗仁老师在一起。
2011年，我还和王宗仁、石英、红孩、董彩峰一行去过一次甘南草原，王宗仁老师的亲切话语常萦绕耳边。王宗仁是著名的军旅散文作家，他写的散文集《藏地兵书》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一部比小说更精彩的反映解放军将士在西藏战斗生活的大散文，王宗仁以最贴近青藏线士兵的心，真情书写西藏，再现了当代军人热血报国的情怀。除《藏地兵书》外他还著有50多部散文集及报告文学集，其中《写在她远行的路上》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历史，在北平拐弯》获“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总后勤部首届军事文学奖、当代军人喜爱的图书奖，《八一军旗红》获全国第四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睡狮怒醒》获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
王宗仁，军旅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出版作品集56部，其中《藏地兵书》曾获鲁迅文学奖。
王宗仁对青藏高原、对青藏高原上的军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感情。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真正将自己的命运与青藏高原交融在一起，是在1990年的夏天，那个夏天我在长江源头沱沱河兵站遇到这样一个人：他主动要求上高原工作，不久病痛缠身，但就是没人能劝他下高原。他的脸被数种高原病袭击得犹如死人一样苍白，他却出人意料地果断拒绝了我的采访。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从此留在了我的心里，他的脸、他的神情、他站在高原上瘦削身躯，让我一下子对青藏高原有了一种从山谷升腾到山巅的感觉。我问自己：我能像他一样吗？我又问自己：又有谁能像他一样？我对青藏高原有着难舍难分的感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对青藏高原上的军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感情。这种感情浓厚得令我不得不提笔去写，我需要将每一次上青藏线的感受倾吐出来……”
这次笔会，我和王宗仁老师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颁奖笔会结束后，会务组安排全体与会作家游崂山，我和王宗仁老师同乘第三辆旅游大巴前往著名的海上崂山景区。现实生活中，宗仁老师既有对家人亲朋的关爱，又有孩子般的天真。记得2018年隆冬的一天，我有事正好在北京，宗仁老师打电话约我去梅兰芳大剧院看秦腔剧《哭秦庭》。在剧院大厅人群中看见满头银发的王宗仁脖子上围着一条鲜红色的围巾，就像一位帅小伙，他手牵着老伴对她说着什么，走到跟前听到他一遍遍嘱咐老伴要紧跟着他，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关爱与温情。因为他与老伴的票不在一处，我和宗仁、周明老师的票在楼上包厢，他老伴在一楼大厅。演出快开始时他牵着老伴的手，领着她找好座位坐好后，才放心地与我一起去二楼包厢看演出。演出中他还时不时探头朝楼下老伴坐的方向看，并对我说不放心她，怕她乱走走失。宗仁老师对我说他老伴近年失忆，记不得事，认不了人，有时连他都不认识，他现在出门聚餐、买菜、开会，都要带着老伴。他对我说，老伴一生为支持他的工作及写作，付出了很多，没有她的付出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成就。演出将结束，宗仁老师就急匆匆地下楼，我和他一起下楼守在门口等。演出结束后宗仁老师从人群中看到老伴时，脸上露出了笑容，急忙迎上去牵住了老伴的手。还有一年深秋，我和宗仁老师还有著名作家石英三人在郭沫若故居院内散步，宗仁老师与石英边走边谈，谈得很高兴、很默契。不知石英说了句什么话，宗仁老师听后捧腹大笑，眼泪都流出来了。看到这两位老师快乐得就像一对顽童，我也笑了。
下车后我和王宗仁说着话，就有文友不停地围了过来要求与王宗仁合影留念，拍完照后我陪他向景区走去，抬头就看见崂山群峰耸立。王宗仁看着耸立在眼前岩石山体对我说：“几年前在登了一座山峰后我就发誓再不登山了，看来今天要失言了，今天这崂山一定要登上去。”听了王宗仁的话后我真为他的勇气和胆量佩服，我在想我到老师这个年龄能登上崂山山顶吗？下缆车后，登山的路刚开始，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宗仁老师一步一步坚定地踏着岩石梯阶向上登去，随行的一位女文友说：“王老师的身体这么好是文学滋养的。”王宗仁听后高兴地说：“说得真好。”越往上走越难走，穿过崂山最难登的景点“觅天洞”，极美的蓝色海湾呈现在眼前。海岸边怪石林立，红瓦白墙的小楼格外醒目，大片的绿树如大海浪涛般汹涌。向上拐过一个弯就到了顶峰，抬头又看见岩壁刻着一首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王宗仁看见这首诗后掏出笔记本要记录。我对他说：“您就不用记了，我用手机拍了后发你微信。”王老师听后摇了摇头说：“我还是自己记下来放心。”这时，我想起王宗仁授课时说过的一句话：细节决定着一篇散文成败！他的言行无声地给我作了榜样。
我一字一句地读，他一字一句地记。记完郭沫若的诗后，我抬头向顶峰望去，登上峰顶处还有很险的一段阶梯。有文友对王老师说：“那么险就不上了吧”。王宗仁听后说：“登不上顶峰就等于没有上崂山。”然后毅然向顶峰攀登而去，我紧随在他的身后。登上山顶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在峰顶处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一帮文友围过来聚在他的身旁拍照，这一刻他望着山下蓝色的大海开心地笑着。我趁他高兴就问道：“王老师，你第一篇作品是哪一年发表的？”他回忆着：“我1958年参军去西藏，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那时候我写了投，投了再写，在驾驶室，在行车途中，将汽车兵的艰辛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给《人民文学》投了很多稿件都石沉大海，我还是继续投。记得一次我出车回来战友们都看我，有人指着我说：看，那就是王宗仁！后来才知道是我的一篇散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时候没有电视，听广播就等于现在看电视。播音员说：下面播出青藏高原上等兵王宗仁的散文《风雪中的火光》，文中特别感人的是，风雪中汽车坏在途中，王宗仁及他的战友们脱下棉衣，棉衣上泼上汽油点燃衣服去烤冻住的汽车，散文最后写“我用烧着的棉衣给汽车送去热能，汽车再为藏族人民带去温暖”。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散文播出后轰动了部队。一天清晨起床后他推开门，发现门口坐着一位女同志。那位女同志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在读，看见他推门出来，女同志问他是不是叫王宗仁。原来这位女同志是《青海湖》杂志社的一名编辑，是来向他约稿的。后来，他的散文刊发在《人民文学》上，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去西藏他所属的部队考查他，问他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王宗仁紧张地对那位大校说：“我没有跟谁学习，就是自己写的。”那位大校对他说，给你一个题目你就在这里写，题目是《青藏高原百花齐放》。王宗仁围绕着这个题目写了三篇散文《倒淌河水要倒流》《高原戈壁夜行人》等。那是1965年的事，没过多久他就接到命令，命令他去军部报到，随后马上又通知他去总政治部学习。一天他正在学习，在部队考查过他的那位大校通知他去总后勤部报到。王宗仁对我说，当时他非常不愿意去总后，就对那位大校说：“我什么行李都没拿，还有很多书都在军部。”大校对他说：“其他的事你不用管了，总后勤部会解决，你还有什么要求？”王宗仁对大校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驾着车全程再走一趟青藏线。”王宗仁说，回到军部命令已下，他驾驶着汽车最后一次行驶在青藏线上，心里那个难受呵——这青藏线！这辆汽车都和我没关系了，我已经是局外人了……从此，部队多了一位写了一辈子青藏线的军旅著名作家王宗仁。
行文到此，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宗仁老师。他对我说：你方便时，在电话中把郭沫若那首《天上的街市》念给我听，因那天在崂山山顶上记得匆忙，有些文字怕不准确。这一刻我对王宗仁老师更加敬佩，他的一言一行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陪王宗仁老师登崂山真是受益匪浅。此时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王宗仁是一位离高原最“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