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在《藕香零拾》中，从“‘恪’之读‘确’非寅恪始”“‘恪’之读‘确’非方言掺入”等方面着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探求、求索、思考，其治学的态度令人钦佩。

本书以近现代学人著作、日记书信为材料，趣味地讲述“民国大师”的治学与人生，可以说是作者若干书评的一个合集。书中收录了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随笔三十余篇，包括陈寅恪、傅斯年、吕思勉、顾颉刚、黄永年、钱谦益、杨绛等。所涉主题如陈寅恪的“恪”字究竟怎么读、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往、顾颉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鲁迅的“灵台无计逃神矢”、杨绛的“怕鬼”和“不怕鬼”、陈巨来的传记书写等，大多有趣味而有意义。

“也相倚重也相难”。这是作者关于陈寅恪与傅斯年交往的评价。《傅斯年遗札》一书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从某个角度讲，为探究两人这段“伟大而又曲折的友谊”提供了可能；文中谈到黄裳收书的苦经历：凑借书款，将一部分银元换成纸币后，然而，币值猛跌，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在不得已中下了决心，用这笔已经不算钱的钞票选购了十来种旧书……这笔书债直到十年以后才最后还清。”这段文字把黄裳的聚书之难、散书之易、收书之苦都写出来了；严耕望称钱穆、陈垣、陈寅恪与吕思勉为“史学前辈四大家”，严氏在其《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又称许吕思勉“通贯”，吕氏著述之多、范围之广为四人之冠，“通贯”二字当为定论已无疑义。后来，作者成为吕氏著作《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文集》之一种）的责任编辑，吕氏“执微”的特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书评，有就书而论的，有借书而谈的。前者强调作者与书籍，要的是理性与学识；后者突出读者自己与阅读体验、想法，需要感性与文笔。作者兼通两者，得出的结论往往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范围，而非一般的书话、读后感。这点在《钱曾与严熊——〈柳如是别传〉钱氏家难章补论》一文最为突出。他娴熟地运用史料，把钱曾对钱谦益的负与不负的复杂关系剖析得清楚明白，把钱曾的委屈心情第一次呈现在后人面前。

“徘徊应是念前贤，只怪先生地太偏。若在金台居上序，或教文史换新篇。”这是作者在《关于黄永年》一文中，仿《现代学林点将录》所附赞诗之例，戏作的一首诗。书中短篇的精彩有余味，长文尤其周密细致。作者读书之细，思虑之深，考证的周密，结论的克制，文笔的雅正，将那些近现代学人以鲜活而真实的形象呈现在民国学术史的舞台上，让人大开眼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