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强的《诗蜀——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涉及唐宋至明清32位入蜀诗人，其中，唐宋占据27位，明清5位；而唐宋的27位诗人中，未及杜甫，这可能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名头太大，论及他入蜀的作品汗牛充栋，不如干脆付之阙如，另辟蹊径；二是本质上就是四川人，所以“入蜀”这个学术定位放在他那里就不成立了。而27位唐宋诗人，除了少数耳熟能详的，大多并不太为研究者之外的普通公众所熟知，这就看到作者选择“入蜀诗人”的一种偶然性，或者，作者就是要刻意强调那些被“遮蔽”了的诗人，这可以看成具有作者旨趣的一种文学选本思维。

书的副书名里的“心灵解码”四个字，是这部著作的“著眼”，或者说“书眼”，也是作者用心最深、用情最密之处。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郁郁不得志再到清中叶查礼在四川的壮志豪情以及民生情怀，在跨度达千余年的时间里，这些入蜀诗人个体化的心灵世界，在作者的考证下，得到了呈现。从散落在诗歌海洋中的诗人中发现入蜀诗人，这是作者可贵的第一步“发现”，然后通过时间线，关注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是可贵的第二步“解码”。但我认为作者还应有关键的第三步：“阐释”。在归并、比较、分析和思考之后，提出入蜀诗人具有代表性的“心灵”或者“性灵”世界，阐释这个世界对个体、对群体、对时代、对蜀地的文化影响，阐释他们个体的心灵世界以及文化贡献走向群体共识的过程。因此，从出版人的角度，我认为还差作者统而言之的自序，通过自序，阐释他迈向第一步、第二步到第三步的过程以及在第三步上的思考。或者，在完成32位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之后，用一篇解码自己心灵世界的跋，阐释入蜀诗人心灵世界中具有共通性的、为今天这个时代所启发、所反思、所共鸣的那部分，如此，这样的“心灵解码”才充满了现实的意义。

如果说“心灵解码”是诗歌“诗言志”古典传统的当代延续，那么“诗证史”则是当代思维对古典传统的一种有价值的返观。从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到影响深远的《柳如是别传》，我们都能读到这种“以诗证史”的当代学术思维。事实上，在《诗蜀》里，看到了作者对“诗证史”学术思维的关注和重视，这是《诗蜀》中另一条隐秘的学术线，和“心灵解码”具有一样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的一条学术线。如写到岑参的《过王判官西津所居》时，作者考证了诗中涉及当时成都交通建筑和水利建筑的特色，颇有价值；再如作者通过查诗，考证乾隆时期的大小金川之战，也是一种“诗证史”的思维。

但纵观《诗蜀》的文学写作理路，我还是注意到了这种“诗证史”学术思维的局限：即在前人“习见”中“新生”和“深挖”的不足。“诗证史”的价值，就在于它需要在常人不习见之处，看到诗歌中闪烁明灭的历史线条，并通过并联阐释、连环阐释和交互阐释，完成新鲜而可靠的“史证”观点——即便他的观点是一己之见的，或者存在商榷的，甚至只是一个雏形的，但从文学和史学两个维度的学术价值来看，那也比单纯注重“心灵解码”强。《诗蜀》注意到了这一条隐秘的学术线，但并没有深入掘进，这可能是《诗蜀》一个不足，但也不妨看作是一个写作的启发：假如“诗蜀”可以成为作者文史写作的一条稳定而持续的路径，那么“心灵解码”的深入，无疑为后续的“诗证史”写作探索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诗蜀》重唐宋而轻明清，或许是为“明清”线单列一部著作，留下一个未来的入口。仅从“诗证史”这个维度来看，晚清至民国，这样的诗人真可以说举不胜举，如清末诗人易顺鼎，他的入蜀诗中就多次提及晚清到民国的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诗钟传统，以易顺鼎诗证史为入口，完全可以洞开一个“明清入蜀诗人”的学术研究路径。